在中文里，我们如何称呼成套的系列图书？首先我想到的是“丛书”。在南宋时期，中国的出版商就已经开始将多种著作汇集在一起，渐渐而成为一种常见模式。到了明朝，“汉魏丛书”成了名副其实的丛书。至今，我们仍然用广泛地使用“丛书”这一说法。而有时我们会随着丛书主题或类型的不同，将丛书这个词语稍作改变，比如译丛、文丛、诗丛、丛刊。“文库”一词也常常被用来命名一套系列图书，这个本意指图书馆和图书集藏的词语，在东亚语境里，伴随着“岩波文库”和“万有文库”等国民系列的创立，有了更特殊的含义。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使用“书系”作为图书系列的指称。相比于丛书所蕴含的悠久历史，书系听起来更具现代活力，也更宽泛，有时一个书系里的书并不严格按照某一样式统一设计。
汉魏丛书，乾隆五十六年刊本（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图书系列，在单本的图书之外，能让我们有一个更系统和全面的角度看待出版文化，有时阅读一份图书系列的目录，就好像在阅读一本由书组成的书，而与不同的书系相遇，我们也能更清晰看见不同的思想脉络。
当前中国的出版业正面临许多冲击，价格体系的不稳定、市场的衰退、新媒介的冲击，在这样的变局中，一些新的系列迈出了它坚实的前几步。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传统的丛书，一些成熟的系列越来越深入地展现独到的理念，一些积淀深厚、跨越数十年的系列则因为纳入新的书目，扩充了传统的范围。构建一个经久不衰、坚实的系列，是一种“出版人的艺术”，也是出于理性，基于市场判断做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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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铁路网渐渐遍布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漫长而封闭的铁道之旅让阅读成为必需之事，一些嗅觉敏锐的商人开始在各个站点开设售卖廉价再版图书的书屋。这些粗制滥造的书籍出于成本考虑，采取一样的印刷格式，也没人会将它们仔细装帧保护。这就是早期平装书和现代图书系列的滥觞，只是这些图书系列收录的大多是猎奇和烂俗的流行小说，很快被读者所遗忘。
当然也有例外，法国出版巨头路易·阿歇特在1856年建立的“玫瑰图书馆”，在发行未装订版的同时发行了采用红棉纸面装订的精装版，并保持了一致的装帧设计，收录针对青少年读者的优质读物以及名著的改写版。玫瑰图书馆伴随了一代又一代法国读者的成长，成为公认的第一套法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系列。这种伴随铁道而生的出版形式也和铁道一起共同创造了文化的现代性。
法国路易·阿歇特出版社的玫瑰图书馆系列（图片来自网络）
在早期的图书系列里，有着世界性深远影响的是德国的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Verlag）的“通用图书馆系列”（Universal-Bibliothek）。在1867年，歌德、席勒等文豪的作品进入了公有领域，该系列发行了它的第一本书，也就是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一卷。通用图书馆以低廉的售价和优秀的编辑质量出版公版书籍迅速占领了市场，在后来的发展中，还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就曾仔细搜寻雷克拉姆的通用图书馆系列，只因其中收录有几位不易寻到的小国作家的著作，这些书后来也成为了《域外小说集》的一部分翻译底本。
诞生之初，出于成本控制，图书系列就与版权的公有领域的发掘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发现多数的丛书系列都是从对已经不存在版权限制的选题开始的，通常是经典文学的再版。这也是为什么今日，绝大多数的经典名著都以系列丛书的模式出版。而这一惯例，也让“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就好像是一些图书系列的使命，一套以经典之名展开的图书系列，一次次用书目的添加，探讨着“经典”的概念。
1999年NYRB开始出版他们的经典系列之后，至今他们的书目中已经超过了500本书，拥有一批稳定订阅的读者。它有着简洁但不单调的统一设计，同时寻找公共领域被冷落的重要作品和在世的被低估的大师，也在不乏固执地将一些符合编辑自身趣味的作品夹杂在书系中抛给它的读者们，《斯通纳》的再度发现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一书系。而他们另辟蹊径的成功，让经典这个概念，变得耐人寻味。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经典”系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著名译丛书”，都将一些现代乃至当代作家的作品加入到系列之中。译文经典系列里，有许多并不那么耳熟能详的著作，也将哲学等社科领域的经典文本收入其中。许多出版品牌也开始尝试建立自己风格的文学经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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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thek一词在日本被翻译成了“文库”。1927年，岩波茂雄受到雷克拉姆出版社通用图书馆的启发，策划了“岩波文库”，“文库本”诞生了。
不久，王五云于1928年在中国策划出版了“万有文库”。在中国的现代出版文化里，得益于悠久的古代丛书出版传统，自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出版家们就以一种系统的有思想的方式出版系列图书，并用这种形式促进社会的文化转型。起始于1903年，集中翻译外国小说的“说部丛书”就是其中代表。王五云有意避免使用“丛书”一词来命名，出版了两千多种图书的“万有文库”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图书系列。从此“文库”一词在中国语境里区分于“丛书”，意味着图书系列的现代性。
万有文库（图片来自网络）
与之前的那些西方图书系列相比，岩波文库和万有文库用一种更朴素的理想描绘了现代文化，除了常见的文学名著和古典著作的收录，自然科学和工业知识也被这两套文库囊括。
在20世纪的初期，英美的出版商们开始雇佣优秀的学者策划现代意义上的图书系列（Books Series）。数以百计的图书系列在这一风潮中前后涌现，代表性的Everyman's Library（“人人文库”或译作“万人丛书”）和Modern Library（“现代文库”）现在仍然是物美价廉且忠实可靠的代表。这一基础奠定了所谓的“平装书革命”，一时间，“信天翁图书”“菲尼克斯图书”等优质平装书品牌相继出现。借助英语在世界范围的霸权，它也永远改变了现代的阅读文化。
人人文库（图片来自网络）
在那个时期，企鹅的确称得上特立独行，并以极强的综合素质赢得了商业胜利。他们将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纳入到自己的系列之中，1937年开始推出的“鹈鹕丛书”将更多领域的前沿知识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推向整个公民社会，他们的书也始终保持了极佳的编校质量。标志性的三段式设计，不同于当时带装饰框线的平装书封面，也不同于封面图画夸张的廉价小说。战后，伟大的设计师扬·奇肖尔德（Jan Tschichold）的助力，再一次改进了企鹅旗下的各个图书系列，优化了它们的视觉传达和文字排版，使之更协调、更易读。企鹅对图书设计影响深远，统一的视觉符号被视为强化品牌特色的不二选择，即使有时候这种强调会以审美上的牺牲为代价，比如饱受读者诟病的读客“三个圈”系列。
战后的企鹅平装本和他当年的竞争对手“信天翁图书”
无论是东方的文库还是西方的企鹅，这一全新的模式，代表着阅读的平民化、便携化、廉价化，这也是现代出版文化的基石之一。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变革的先驱实际上是16世纪威尼斯的出版人马努提乌斯，也就是阿尔丁本的制造者。当然限于时代因素以及宗教和生产力问题，20世纪之前，马努提乌斯的天才想法并没有在发展壮大，还有诸如拿破仑的移动图书馆这样的雏形，只有王公贵族才可能负担得起。
文库本的流行同样是中国国内出版业的一个新动向。在过去十年大规模的精装书替代平装书的趋势之后，文库本似乎因为便携的属性在中国的出版市场再度流行起来，它们极好满足了上班族地铁通勤的阅读场景。
在小开本和便携之外，文库本背后所蕴含的出版理念也在被一些国内出版人注意到。对于当前遭到价格战严重影响的图书价格体系，一些出版人利用文库本的廉价化特点，专注于线下渠道，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尝试。“轻读文库”采取更加吸引年轻读者的靓丽设计，以自然、科普、社科通识为选题特色，平均定价不超过30元，采取“定价即售价”的原则。今年4月，由中信出版社旗下出版品牌“大方”推出的“无界文库”，由资深出版人楚尘主编，设计师陆智昌操刀，专注于中外经典文学，在短时间内便要推出110种，最低定价来到了19.9元。
无界文库（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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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德国时期，知识分子渐渐加入到原先以工匠和家族商人为主的出版业，创办自己的出版社或是成为公司管理层。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在1917年推出了“审判日”（Der jüngste Tag）系列，这一试验性的系列图书旨在以一种集中的方式推出一批具备创新精神的年轻作家，包括罗伯特·瓦尔泽、卡夫卡、特拉克尔等人，其中也包含了不被当年德国读者所广泛接纳的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翻译。这一系列在商业上并不算成功，却预示了未来的经典。一种文化即使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仍然因此建立了起来。库尔特·沃尔夫在他申请前往美国避难时的动机信中写道：“我出版的图书中，有百分之八十都被纳粹烧毁了，我的出版社也被列入了黑名单。”
卡夫卡《变形记》，1916，审判日丛书
审判日丛书的存在，意味着图书系列的另一种可能性出现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出版人，完全出于观念上的动机和对作品本身的认同，将尚未得到市场认可的，但极具才华的作者集中到一个舞台。指导一个图书系列变成了一种和指挥交响乐团一样精妙的技艺。
在中国的现代出版历史中，也从不缺乏这种“出版人的艺术”。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也加入了编辑行列，图书系列的构建也渐渐走出了古代丛书模式的影响，有了更具主体性的表达，有“《小说月报》丛刊”这样以文艺杂志为基础而诞生的系列，也有文学社团参与到出版业，组织的同人书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的“文学丛刊”。这一系列的封面，只有简要的必不可少的信息，如出版社名、作者名、书名、书系名。而我们熟知的许多民国文学中的重要作品的第一次出版都是在这个书系，包括成名已久的文坛巨擘，比如鲁迅和茅盾，《故事新编》在这个书系里首次出版，也包括刚刚出道的汪曾祺的首作，和以“悄吟”为笔名的萧红的作品。在“文学丛刊”中，所有的作者都是平等的。
在那个时代，年轻的赵家璧先后主编的两套文学丛书，也在中国出版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33年初，他新创的“良友文学丛书”让新文学的成果不拘泥于文坛恩怨，汇入一个系列；抗战胜利后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收录了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巴金的《寒夜》，还有钱锺书的《围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有一套载入文学史的原创文学系列，莫言、余华、迟子建、阿城等大作家的第一本书都归属于那套“文学新星丛书”。
郑振铎《欧行日记》，良友文学丛书，1945年6月再版（图片来自网络）
2010年代，依然有不少出版人试图成系列推出更先锋的小说文本，如新世界出版社的“小说前沿文库”和后浪文学的“说部”系列，但由于严肃文学的式微，这些系列都没有收获市场的成功。即便如此，一些出版机构仍在努力地为青年作家和被低估的作家提供舞台，这几年来，铸刻文化和单读联合推出了数位文坛生面孔。
小说前沿文库（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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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跨国媒体集体对独立出版社的并购进一步恶化了英美出版业的处境。正如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在他2000年的著作《出版业》里提到的，“单本核算制”和“市场审查制度”让出版业陷入了危险，不赚钱的书会被砍掉，不赚钱的书系也被砍掉，出版人将无足轻重，“图书及其包含的观念——在过去被称作观念市场——所面临的危险不仅会给专门的出版业带来危险，更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危险。”市场上只有一本接着一本花里胡哨的通俗小说，以名人照片为封面噱头的回忆录，这些单行本一本接着一本，没有任何连续性，仿佛只是一次次投机行为里资本变幻莫测的面孔。
法裔美籍作家、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图片来自网络）
图书系列在英美的衰落，似乎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但在欧洲大陆，情况要好很多，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德国、在西班牙，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了不起的系列图书，新的作品加入其中，尘封的作品被发掘，即使他们的目录里存在许多伟大的名字，但对于读者和书店，那些统一而简约的封面意味着更多。伽利玛的“白色系列”已经出版超过8000本书，“七星文库”（这一系列的创始人正是安德烈·希夫林的父亲雅克·希夫林）的编辑活动已经成为最权威和严肃的学术活动，岛屿出版社有着缤纷色彩的“精美系列”出版了近2000种，阿纳格拉玛出版社的“叙事系列”用超过3000种书探索现代小说艺术的边界。一些新的文化和出版理念也以图书系列的方式不断更新，更小规模的新的图书系列也总在产生。
在今天，中国的情况事实上介于欧美之间。我们走进中国任何一家大型书店，会发现成系列的图书越来越少，书籍和书籍之间的联系也在减弱。一些出版人陷入了追求时尚单品的怪圈，书籍的装帧图案越来越复杂。当图书的购买渠道转移到线上，由于商品目录的随机性，图书不可能以成套的方式展现，丛书的规模化优势难以在新的购买渠道里突显，因此书籍的封面被要求足够的吸引眼球，无形间也引导着读者对文字信息的忽视。这也是互联网化和读图时代的大势所趋。但对许多书店来说，主题鲜明、质量过关的图书系列不仅可以减少选书的时间成本，也会让线下空间的图书陈列的视觉效果更为简洁清晰，不少大型书店都热衷于把“理想国译丛”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专柜陈列。虽然有所冲击，这一形式在国内出版市场仍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学术丛书方面，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等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阅读门槛较高，但其并不低的销量，证明了中国仍然有一个绝对数量并不算少的严肃读者群，虽然和当年文化热时期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不久之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四十年后再出发，也说明了当前学术思想的新动向要求出版机构做出新的思考，比如福柯的著作在今天，从“学术前沿系列”放入一个更有经典意味的系列可能更加合适。
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随着思想界对于不同方向的思想研究的深入，学术文化逐渐的专业化也产生了更多的细分领域，这让许多新兴的人文丛书以更具体的方式开始了策划。相对年轻的学术书系“拜德雅”，已经有数个特点鲜明的子系列，如“精神分析先锋译丛”“视觉文化研究译丛”。六点图书旗下的“轻与重”文丛和“经典与解释”书系编织了现代和古典两个面向的学术之网。而随着本土人文学者的成果收获，很多具备权威性的原创学术丛书也赢得了大量读者，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博雅英华系列”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当代学术”丛书就是其中翘楚。旅行和自然环保、科普和纪实文学，这些热门话题，也与许多新兴的非虚构系列共同生长，商务印书馆的“自然文库”、九久读书人的“远行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系列，都有着良好的势头。
译文纪实系列（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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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雅克·泰斯塔德在还未创立陆上行舟出版社时，曾对安德烈·希夫林进行过一次专访。那时，两人都很悲观。而形势在2025年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陆上行舟出版社成立短短十年，已经从一家单人出版工作室变成世界知名的现象级出版机构。在这十年里，它旗下的作家成为了各大文学奖项的入围名单常客，更是有四位作家的作品在经由它发行英国版之后，斩获诺贝尔文学奖。
近年来，如陆上行舟这样的独立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打造了更具辨识度的统一装帧。最早翻译韩江作品的英国出版社Tilted Axis Press在新近出版的书籍里采取了同一的设计格式，视觉重心是其标志性的斜线轴；And Other Stories出版社在2023年公开征集了书系设计方案，最终他们选择了巴西设计师Elisa von Randow（Alles Blau工作室）简洁而激进的方案，封面只有文字，没有任何图像。当然还有陆上行舟出版社引领潮流的蓝色和白色封面。形式的统一，是为了品牌和理念的传达，以及某种隐秘的秩序。
And Other Stories出版社2025年书目
英国小型出版机构的成功，虽然并不能说明出版市场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但至少证明了今天，出版业作为“观念”市场的属性仍没有消失。借助于图书系列的构建，出版人凭借自己的职业技艺，甚至能让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继续在一个存在高度垄断的出版业上演——起码不再是一种不可能的事业。
他们的成功鼓励了一些中国出版人做出新的尝试。2023年底，任绪军新创的图书系列“重光”，在腰封之下，书籍封面只有白色背景和黑色标题。任绪军用一种宝贵的专注去打磨看似缺乏市场的原创作品，不限于体裁和风格，也不限于一种文化、一种语言，目前也逐步实现了营收平衡。
2015年，雅克·泰斯塔德在他作为主编之一的独立文学杂志《白色评论》第15期的编者的话中，第一次引用了阿德尔菲出版社的灵魂人物罗伯托·卡拉索在《独一无二的作品》一书中对“出版的艺术”这一形式的定义：“一种给一批书赋予同一种形式的能力，就好像它们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一样。”此后的十年，泰斯塔德在不同场合的采访中重申对这个理念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取得了近乎不可能的成功。
意大利著名作家、出版人罗伯托·卡拉索（图片来自网络）
罗伯托·卡拉索的观念与意大利的现代出版文化密切相关。16世纪，当威尼斯的人文主义出版商开始以系列来构思出版计划时，他们用了一个很浪漫的词描述这种出版模式：collane，意为项链，隐喻每件作品都是项链（图书系列）上的一个“环节”或一颗“宝石”。
阿德尔菲出版社的出版目录有着惊人的可读性，一个又一个系列之中，书籍和书籍的关系好像都是被深思熟虑过的。这背后的奥秘源于一位不写作的文学大师创造的品味和标准——曾在埃诺迪等多个大型出版社担任出版顾问的罗伯特·巴兹伦，决定在逐渐沉闷的意大利出版界，有一番作为。他注意到整个意大利文化行业对非理性精神的忽视，以这种模糊的意识，他逐渐用一本本书构成的系列来表达。他思考书目之间的隐秘联系，不拘泥于作品的类型和体裁，只在乎那些独一无二的作品。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弗雷<金枝>注释》，阿德尔菲小型图书馆系列
在领导阿德尔菲出版社几十年后，继承了独特品味的罗伯托·卡拉索用更直接的表达说出了秘密——出版人出于不破坏系列的整体性，有勇气拒绝一本有畅销潜力的书。当年他就是这么和《苏菲的世界》意大利版错过。另一方面，在卡拉索看来，这门艺术也是可以通过市场考验的。当他意识到侦探小说家西默农的艺术价值后，就毫不犹豫地将其和许多严肃文学大师并列；洛伦茨的科普著作和文学放在一起其实也是和谐的，这不但没有破坏出版品牌的整体形象，也保证了市场的成功。
说到这种星丛式的出版艺术，我首先想到的是著名出版人彭伦在他新指导的图书系列“故事群岛”中，将出版也变成了一种文学体裁。在成功策划了“短经典”系列和“出版人”系列等书系之后，这位出版人再度出发，不拘泥于小说的类型、作者的名气、内容长短，而回归到故事这一概念本身，用敏锐的嗅觉和见识，将众多新鲜的精彩故事，连缀成一种风景，形成了很强的辨识度，并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冷到下雪》这本只有不到五万字的小说，如今销量已经接近三万册，这在中国的出版市场是极为罕见的。
《冷到下雪》，故事群岛系列（图片来自网络）
在当前市场之中，一个系列的构建及其背后观念的组织，需要出版人以更清晰的规划、更独特的眼光和更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以及足够强的品牌意识，去形成差异化竞争的优势。当书籍不再被视作快消品，系统化的出版思路，这种回归到书籍本身属性的形式，与如今难以捉摸的书籍产品力密切相关。
而系列图书的出版，事实上，也可以视作老一辈编辑的思想理念得到了传承，在1980年代诞生了许多气质鲜明的主题性的综合图书系列，如范用主编的“文化生活译丛”，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十几年前，出版人杨全强主持的“精典文库”有着至今仍然少见的法式简约装帧风格，构建了一个相当先锋和彰显个人品味跨文体的世界当代文学书系。现在，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图书系列正在起步，很难用一些传统的观念给它们分类。图书品牌“惊奇”新推出的“科学与诗”书系将一个极具张力的观念作为一个书系的主题；新星出版社的“若水文库”用一种更多层次的眼光理解当下女性主义思潮。当下这些出版人的实践与尝试值得我们期待，或许蕴含一种文化上新一轮复兴的潜能。
精典文库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